您好：中至麻将挂多少钱这款游戏是可以开挂的，软件加微信【添加图中微信】确实是有挂的，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，总是好牌，而且好像能看到其他人的牌一样。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款游戏是不是有挂，实际上这款游戏确实是有挂的，添加客服微信【添加图中微信】安装软件.

1.中至麻将挂多少钱 这款游戏是可以开挂的，确实是有挂的，通过添加客服微信【添加图中微信】安装这个软件.打开.
2.在"设置DD辅助功能DD微信麻将辅助工具"里.点击"开启".
3.打开工具加微信【添加图中微信】.在"设置DD新消息提醒"里.前两个选项"设置"和"连接软件"均勾选"开启".(好多人就是这一步忘记做了)
亲，这款游戏原来确实可以开挂，详细开挂教程

1、起手看牌
2、随意选牌
3、控制牌型
4、注明，就是全场，公司软件防封号、防检测、 正版软件、非诚勿扰。
2022首推。
全网独家，诚信可靠，无效果全额退款，本司推出的多功能作 弊辅助软件。软件提供了各系列的麻将与棋 牌辅助，有，型等功能。让玩家玩游戏，把把都可赢打牌。
详细了解请添加《》(加我们微)
本司针对手游进行破解，选择我们的四大理由:
1、中至麻将挂多少钱软件助手是一款功能更加强大的软件！
2、自动连接，用户只要开启软件，就会全程后台自动连接程序，无需用户时时盯着软件。
3、安全保障，使用这款软件的用户可以非常安心，绝对没有被封的危险存在。
4、打开某一个咨询客服组.点击右上角.往下拉."消息免打扰"选项.勾选"关闭"(也就是要把"群消息的提示保持在开启"的状态.这样才能触系统发底层接口)
说明:中至麻将挂多少钱 是可以开挂的，确实是有挂的，。但是开挂要下载第三方辅助软件，中至麻将挂多少钱 ，名称叫中至麻将挂多少钱 。方法如下：中至麻将挂多少钱 ，跟对方讲好价格，进行交易，购买第三方开发软件。
【央视新闻客户端】

　　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，权威，专业，及时，全面，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！

　　来源：聪明投资者

　　“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。”

　　“乔治·索罗斯的世界观与众不同，他天生就是一个市场捕猎者。但我认为，他做过最伟大的投资，就是发现了斯坦·德鲁肯米勒。”

　　“很多人喜欢填字游戏、打桥牌，但对我来说，投资就是最好的智力游戏。”

　　“投资的本质：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。”

　　“宏观投资的关键点之一：政策不一定要成功，只要它足够激进，市场就会剧烈反应，而那正是投资机会所在。”

　　“你必须相信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你永远不知道变化什么时候会来，但你得随时准备好去应对。”

　　“人生中真正重要的，是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：是他们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，在你得意时提醒你别飘。”

　　这是去年10月现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·贝森特（Scott Bessent）在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的一场对话。时隔半年多回头看，还是很有意思。

　　过去三个多月，围绕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关税政策的争议持续发酵，市场波动剧烈，贸易预期反复，身为财长的贝森特一度存在感有限。但就像摩根大通CEO杰米·戴蒙对他的评价，“是个有分寸的人”。

　　在刚刚举行的中美经贸会谈中，作为美方代表的贝森特，显示了在核心决策圈的份量。

　　斯科特·贝森特在任职财长之前，是Key Square Group的CEO兼首席投资官。其40年投资生涯涵盖了两段在索罗斯基金的经历：第一阶段在斯坦·德鲁肯米勒（Stan Druckenmiller）手下工作长达10年，第二阶段则担任了索罗斯基金5年首席投资官。

　　在这两次任职之间，他曾创立对冲基金，随后退休，并加入Protege Partners。然而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退休。

　　第二次离开索罗斯基金后，他以45亿美元的资金创立了Key Square，堪称对冲基金史上最大的启动规模之一。

　　这次访谈对话者是贝森特一段职业生涯的老同事，Protege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之一，特德·塞迪斯（Ted Seides）。

　　所以交流的过程就很过瘾，彼此熟捻，有问有答，知无不言。

　　贝森特早年放弃了美国海军学院的录取，改在耶鲁完成学业。在访谈中，他提到自己从吉姆·罗杰斯（Jim Rogers）处学习研究方法，从吉姆·查诺斯（Jim Chanos）了解做空逻辑，在索罗斯与德鲁肯米勒的体系中接受宏观投资训练。

　　对话涉及多个主题，包括非对称交易结构、仓位管理、风险判断、核心-卫星式的基金架构、以及宏观投资型对冲基金所面临的持续性挑战。

　　贝森特也分享了他对“市场何时会因政策转向而剧烈反应”的判断方式。比如他提到，政策本身是否成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其路径对市场价格产生的扰动程度。

　　他当时还提到黄金是自己最大的头寸。嗯，今年应该大赚特赚了。

　　这场对话比较长，差不多1.8万字。聪明投资者（ID：Capital-nature）把全程翻译整理。耐心看，会有所获。

　　延伸阅读：《“对冲大神”德鲁肯米勒，最传奇的基金经理如何炼成？》

　　童年经历对于“想象力”的塑造

　　塞迪斯回到你的童年，是什么经历让你开始思考金融的？

　　贝森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小河镇，我们对华尔街唯一的认知就是1929年发生了一场灾难。

　　我父亲的财务状况属于大起大落的，他是一名房地产投资者，典型的“繁荣-崩溃”心态，结果他两次破产。

　　这让我从小就开始思考风险管理、资产配置和杠杆的影响。

　　我父亲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他拥有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科幻小说收藏——当然，这个“最大”标准可能并不高（笑）。

　　小时候，我在地图上指向南门二（Alpha Centauri，是半人马座的α星，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系统之一）的位置，比指向芝加哥还要熟练。因为他经常给我念这些书，我们还会一起到户外看星星。我们的邻居甚至有一个天文观测站，那是一段充满想象力的时光。

　　塞迪斯这种经历是如何引导你走向投资的？

　　贝森特我不确定它是否直接促成了我的投资兴趣，但它塑造了我的投资方法（拥有想象力）。

　　布鲁斯·科夫纳（Bruce Kovner）曾说过一句话（当时我们一起在做次贷交易），他说，我能想象一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，即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全国性衰退。

　　我能理解，这场抵押贷款危机已经渗透到整个金融系统，并且当时出现了一种相对新颖的金融工具，可以利用这种非对称回报机会。

　　这需要极大的想象力！

　　我记得有一位非常资深的抵押贷款经理走进我们的办公室，他甚至写过Wiley出版的《抵押贷款》专业书籍。他告诉我们，抵押贷款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，那时危机已经进行到一半。

　　结果，他的基金最终亏损100%，彻底清盘。他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，也无法预见CDO（担保债务凭证）中的这些层级会被完全清零。

　　跟吉姆·罗杰斯的交集

　　塞迪斯那你的投资生涯是如何开始的？

　　贝森特我发现，在人生中，许多最美好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最糟糕的事情之后。

　　虽然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也算不上什么灾难性事件。

　　当年我在耶鲁大学《耶鲁每日新闻》工作，那时候，如果你在《耶鲁每日新闻》干过，几乎可以直接进入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或《时代》杂志。

　　我当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成为一名记者，或者转向计算机科学。要知道，我进入耶鲁的那一年，学校刚刚从打孔卡片切换到屏幕输入系统，你会想象当时什么样的时代背景。

　　我竞选了《耶鲁每日新闻》的主编职位，但落选了。那之后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除了上课和吃饭，几乎不出来。

　　那是10月底。直到次年1月，我才调整心态，决定重新开始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去职业咨询办公室，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：

　　“耶鲁校友吉姆·罗杰斯招聘分析师。工作内容包括制作电子表格、买午餐、打扫卫生，甚至有沙发可供睡觉。欢迎申请。”

　　我投了简历，这份工作集合了我喜欢的所有元素。它很像新闻工作，需要构建叙事、做研究，同时也涉及数据分析。

　　我在那份工作中学会了如何做电子表格，那是一次极其宝贵的经历。

　　吉姆·罗杰斯是乔治·索罗斯的最初合伙人，他们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。

　　他们最早在布莱·施罗德（Blyth Schroeder）共事，乔治更偏向投资管理，而吉姆则负责研究分析。

　　我记得他们在1981年分道扬镳，之后吉姆开始管理自己的资金。所以，当时我加入的是他的家族办公室。

　　塞迪斯他有什么独特的投资方式？

　　贝森特研究，研究，还是研究。他总是说，他在寻找重大结构性变化。他的工作方式就是不断挖掘信息，验证数据。

　　他对我影响深远，因为他经历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市场周期。60年代是“疯涨股”时代，市场充斥着概念股，70年代则是“漂亮50”主导的市场，随后又进入了做空周期……

　　塞迪斯你和吉姆·罗杰斯共事了多长时间？

　　贝森特就几个月的时间，但我们后来一直保持联系。他曾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投资管理课程，我在耶鲁大学读大四时，每周从纽黑文往返哥大去上他的课。

　　1984年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

　　塞迪斯你从学校毕业后，选择了什么方向？

　　贝森特1984年，投资银行业刚刚起飞。当时，我不太想去做那种两年期的分析师项目，因为此时我已经完全被股票市场吸引住了。

　　有一个叫“价值线（Value line）”的金融服务，每周会寄来一本巨大的收益报告，你可以用25美元订阅试用版。我那时候一直用不同的地址申请试用版，我的室友笑称我是“试用版猎人”。

　　（聪投注：Value line是很多投资大师的重要参考，包括格雷厄姆、巴菲特、彼得·林奇等等。巴菲特还说，“如果你认真阅读《价值线》并深度研究其中的公司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投资的机会。”）

　　从完全不了解股票、市场、货币，到彻底沉迷于市场，我的兴趣越来越浓。

　　1984年，几乎只有两家公司愿意直接从学校招投资管理岗位的人——布朗兄弟哈里曼（Brown Brothers Harriman）和弗雷德·阿尔杰（Fred Alger）。

　　最终，我选择了布朗兄弟哈里曼。

　　塞迪斯第一份工作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体验？

　　贝森特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“相对业绩”。

　　（聪投注：相对业绩关注的是相对市场基准的优劣，比如“本基金比标普500指数高3%”或“过去一年跑输同类基金2%”。简单来说，它衡量的是你比别人（或市场）表现得更好还是更差。）

　　在吉姆·罗杰斯那里，甚至在索罗斯的体系中，投资的重点都是绝对回报，即能赚多少钱？

　　而在这份工作里，决策往往是这样的：“这个月，我们要买福特还是通用？”“花旗银行还是摩根大通？”

　　虽然这份工作涉及一些不错的分析，但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。于是，我的下一步选择是加入一个沙特家族——奥莱因家族（Olayan）。

　　塞迪斯奥莱因家族是怎样的背景？

　　贝森特他们太厉害了。这家族的父辈白手起家，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，主要是为石油行业提供供应链支持。

　　当时，很多中东富人给外界的印象是沉迷于奢靡生活，喜欢明星、模特，但他们完全相反。他们对商业极具兴趣，愿意与金融人士和企业家交流，真正想要学习商业知识。

　　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机会。

　　我当时是负责其家族中女儿的投资事务，至今我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。

　　我们的团队很小，但我们在公司里会提交13D报告（即持股超过5%的披露文件）。你能想象吗？当时我才24、25岁，却已经坐在阿曼德·哈默（Armand Hammer，西方石油公司创始人）对面，或者与当时摩根大通的路易斯·普雷斯顿（Louis Preston）对谈。

　　我有机会接触大量企业CEO，同时也接触到了像利昂·库普曼（Leon Cooperman）、拜伦·韦恩（Byron Wien）、瑞·达利欧（Ray Dalio） 这样的人……瑞·达利欧甚至亲自来推销他的投资通讯。

　　塞迪斯那在奥莱因家族工作时，你具体负责什么？

　　贝森特最棒的一点是，我们几乎什么都做。

　　我们进行研究、管理投资组合，团队中有两个人负责交易，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期权交易部。我当时在周末专门去上期权定价理论的课程，并开始涉足期权和期货交易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投资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点。

　　奥莱因家族的投资风格高度集中，他们非常注重与管理层的关系，他们至今仍是伟大的长期投资者。

　　但我们可以通过杠杆和期权提高回报率，这给了我一个完整的视角去理解不同的投资方式。

　　1988年，加入吉姆·查诺斯的做空团队

　　塞迪斯你为什么决定在80年代中后期离开呢？

　　贝森特当时华尔街有一种“管理层早餐会”的传统，高盛或摩根士丹利会邀请某家公司管理层举办早餐会。我在这些年里结识了吉姆·查诺斯，他是著名的做空投资者。

　　我们并没有在耶鲁大学重叠过，就像我和吉姆·罗杰斯一样，我们是通过“耶鲁校友”这个纽带认识的。

　　但我发现，我们在投资问题上的思考方式非常相似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吉姆·查诺斯是个悲观主义者，而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。

　　这让我回想起吉姆·罗杰斯的研究风格：深度研究，并验证故事的真实性。

　　最终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做空策略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资产管理类别，而吉姆·查诺斯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“白鞋品牌”（原指代表常春藤文化传统的高端机构，现泛指在专业领域中历史悠久、声誉卓著、风格稳健的精英机构或人物）。

　　当时，大多数做空者的形象都很神秘，甚至有些像影子交易员，他们往往通过散播故事来影响市场，整个行业名声并不好。

　　我认为，吉姆·查诺斯完全可以改变这一现状，并打造一个更专业、更透明的做空投资机构。

　　而我正是他的第一位分析师，也是公司的第三名员工。

　　塞迪斯你是哪一年加入他的？

　　贝森特就在1987年股灾之后，我是在1988年9月加入的。

　　塞迪斯那时候做空市场是怎样的？

　　贝森特当时的市场机会很多，分化程度更高。那时还没有一篮子交易，市场的指数成分股也不像今天这样高度集中。但在美国证交会加强对欺诈行为的监管之前，市场确实更有刺激性。

　　那是一个目标丰富的市场环境，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，比如里根税改、德州石油行业的崩溃。

　　此外，迈克尔·米尔肯（Mike Milken）和整个德崇体系（Drexel Burnham Lambert）正在引领一轮杠杆收购驱动的资产升值周期。那是一个适合精选个股的时代。

　　（聪投注：德崇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具创新性、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投资银行之一， 主要业务围绕垃圾债券市场，由迈克尔·米尔肯主导，使垃圾债券成为主流融资工具。1990年因内幕交易丑闻破产。）

　　我在1988年加入吉姆的公司，随后，德崇支持的联合航空收购案失败，我们在一个月内赚了10%。

　　接着，美国储贷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。1989年和1990年是做空金融股的黄金时期，因为这一轮金融工程正逐渐走向崩溃。

　　塞迪斯那个时代的金融业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？

　　贝森特这标志着通过储贷机构（SL）进行的金融运作走到了尽头，德崇投行倒闭，而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　　德崇倒闭后，市场的混乱达到了顶点。而就在这场风暴的最后一幕，萨达姆·侯赛因入侵科威特，市场进一步震荡。

　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时候花旗银行的股价可能从32美元跌到了4美元。

　　我从中学到的一点是：市场在遭遇一次极端情况时，往往会出现同样极端、但方向相反的错误反应。

　　例如，1989-1990年，储贷行业崩溃，需要政府出手救助。然而，美国货币监理署（OCC）的负责人克拉克（Clark）在1990年却恐慌性地执行了监管收紧，要求银行即使借款人仍在按时还款，也必须将某些空置率极高的房产按零价值计提损失。

　　这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“糟糕的政策”往往能创造出很好的投资机会。

　　塞迪斯在你加入吉姆团队的时候，市场仍然经历着痛苦调整，随后才迎来转机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你如何衡量投资的价值？

　　贝森特价值的关键在于，你能否持有一只最终归零的股票。当时有太多这样的机会，很多公司最终真的归零了。

　　以1990年为例，标普500指数可能下跌了18%-20%，但我们的基金收益却高达50%。我们所做的投资基本上涉及三个层次：

　　市场贝塔，即市场整体趋势；

　　行业趋势，即特定行业的机会；

　　个股回报，我们捕捉到了许多最终归零的股票。

　　塞迪斯从1992-1993年起，市场进入了大牛市。作为一名专注于做空的投资者，你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的？

　　贝森特哦，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在1991年就离开了（笑）。

　　塞迪斯那可真是精准的市场时机（笑）。当时你的业绩很好，是什么促使你决定离开？

　　贝森特我记得是在1991年1月，萨达姆·侯赛因最终入侵科威特。市场随即大幅反弹，许多资产变得极度便宜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我们的基金管理规模也增长迅猛。当市场下跌时，投资者涌入做空策略。

　　我刚加入吉姆团队时，我们的管理规模大概只有3700万美元，其中1300万美元来自合伙人基金；2500万美元来自索罗斯基金的托管账户。

　　但等到我离开时，规模已经增长到了5亿美元！

　　然而当市场开始回暖，我发现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做空标的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走进吉姆的办公室，说：“吉姆，我找不到任何值得做空的东西。”

　　他回答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”

　　于是我说：“那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做点别的。”

　　塞迪斯那你后来呢？

　　贝森特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索罗斯基金的办公室里办公。

　　我和索罗斯的团队关系很好，于是斯坦·德鲁肯米勒在1992年邀请我加入索罗斯基金。

　　1992年，第一次加入索罗斯基金

　　塞迪斯索罗斯基金一直以全球宏观投资闻名。你如何定义这个概念？

　　贝森特先回顾一下索罗斯及斯坦利·德鲁肯米勒的传统，所有人最初都是个股投资者。

　　乔治·索罗斯最初就是一名股票投资者，他在阿诺德·布莱·施罗德公司（Arnold Bli Schroeder）工作时，投资方法就是列出10只股票，然后与客户讨论这些股票。

　　斯坦·德鲁肯米勒同样如此，他也是从个股研究起步的。

　　但不同的是，索罗斯最终发展出了反身性理论，并将市场动态的宏观层面纳入投资框架。这就是“全球宏观投资”的雏形。

　　如果有人说服索罗斯某个投资是个坏主意，他会立刻撤掉，然后换上新的标的。

　　后来，他逐步扩展到宏观投资。斯坦利·德鲁肯米勒也是一样的路径。

　　斯坦利当年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匹兹堡PNC银行的研究部主管。他的投资思路有点类似我在布朗兄弟哈里曼的资产配置经验，直接扔掉传统的资产配置矩阵，在70年代把40%的资金投进石油股。

　　斯坦利最初也是个股投资者，但我认为宏观投资渗透在一切之中。

　　我的风格仍然受到杜肯（Duquesne Capital）的影响，即微观驱动宏观。我们可以从企业传递的信息中获取大量洞见。

　　例如：我们在PCE平减指数（PCE Deflator）上做不到比别人预测更准，也没办法建立一个比领先经济指标（LEI）更好的模型。

　　但如果卡车运输公司告诉你，业务正在起飞，那就很值得关注；

　　如果家得宝表示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，那说明需求旺盛；

　　如果银行CEO透露信用卡坏账率正在上升，那可能是经济问题的前兆。

　　因此，股票投资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，同时在全球范围内，你还可以用不同的工具来实施投资策略。

　　塞迪斯索罗斯和斯坦利在管理资金时是如何思考的？他们是如何找到投资回报最大的机会的？

　　贝森特他们会从多种角度权衡投资方法。

　　比如，如果认为油价会上涨，那么当钻井公司股票被大幅低估时，那就买入能源股；如果期货曲线显示未来三年油价会下降，那可能意味着可以通过期货曲线来进行对冲交易。

　　他们关注的核心是：在整个投资组合的背景下，如何思考这些机会？

　　塞迪斯当有人推荐一个澳大利亚的投资机会时，风险团队可能一看数据发现，这东西和标普500的走势几乎一模一样（R2高达98%）。那你就得问了，这笔投资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好处？”

　　贝森特我们会关注一个核心问题：投资置信度有多高？

　　迈克·波伊安（Mike Boian）曾说，投资决策的关键是信心水平要超过50%的中位数。当你对某个投资越来越有信心时，就可以逐步加大仓位。

　　乔治·索罗斯有一句著名的话：“我只需要足够的信息来做决定。”他不是那种因为过度分析而错失机会的人。

　　塞迪斯那么，如何在分散投资、集中投资和高信念投资之间找到平衡？

　　贝森特如果你想持有高信念投资，并愿意集中持仓，那有时你可能会没有太多持仓，甚至得持有大量现金。

　　这在个股投资者中很常见，比如塞思·卡拉曼（Seth Klarman）就曾长期持有大量现金。你还记得我们当时一起读的《泰德·威廉姆斯的击球理论》（Ted Williams’ book on hitting）吗？

　　泰德·威廉姆斯被誉为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，《体育画报》（Sports Illustrated）的一名记者曾问他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　　他回答：“我只挥棒打好球。”

　　这就是投资的本质：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。

　　（聪投注：这一比喻同样被沃伦·巴菲特反复引用，用来说明优秀投资者如同顶级打者，并不需要每球必挥，而是在等待最理想的“甜蜜区”时果断出击。正如巴菲特所说：“投资的好处是，市场永远不会三振你。你可以等着，只挥真正的好球。”）

　　德鲁肯米勒如何选拔人才

　　塞迪斯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，你曾与许多传奇投资人共事。除了斯坦·德鲁肯米勒，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高手？

　　贝森特最大的感受是，你身边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人，同时团队之间高度合作，彼此信任。

　　比如阿梅尼奥·弗拉加（Armenio Fraga），他后来成为巴西的传奇央行行长。当阿梅尼奥告诉你“巴西市场正在发生某些变化”时，你知道他的信息是高度准确的。如果你在巴西投资了一家食品公司，或者持有铁矿石相关头寸，那么他的见解至关重要。

　　你不需要去反复验证他提供的信息，而是可以直接基于这些信息做决策，这种信任是无价的。

　　如果你是迈克尔·乔丹（Michael Jordan），你可能希望自己出手投篮。但如果你要传球给斯科蒂·皮蓬（Scottie Pippen），你也会放心，因为你知道他会处理好这个球。

　　塞迪斯那么，索罗斯是如何网罗这些顶尖人才的？

　　贝森特他并不是用传统的方式去招揽人才，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识人之道。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经验。

　　乔治·索罗斯的世界观与众不同，他天生就是一个“市场捕猎者”。但我认为，他做过最伟大的投资，就是发现了斯坦·德鲁肯米勒。

　　1988年，乔治·索罗斯把投资组合交给了斯坦·德鲁肯米勒管理，但他仍然在幕后提供意见。到了第二年，柏林墙倒塌，索罗斯开始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慈善事业，尤其是重建东欧。

　　斯坦真正打造了索罗斯基金的投资团队，而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段时间，真的被养刁了（那种高效、信任、专业的工作环境让我之后很难再接受平庸的团队）。

　　杜肯的雇佣合同只有一页纸，上面写着：“所有薪酬均由斯坦·德鲁肯米勒全权决定。”我在四年里只听说过一个人抱怨自己薪水低，可见他的薪酬体系让人无可挑剔。

　　塞迪斯那么，斯坦是如何找到并选拔投资团队成员的？

　　贝森特我称之为“足够的绳索”原则（Enough Rope Principle，一种代表“放手试错”的管理风格）。

　　有一位法国雕塑家曼·雷（Man Ray）创作过一座著名雕塑，它的形状类似于一个绞索，名字就叫Enough Rope（足够的绳索）。

　　斯坦的风格就是给人足够的自由度，有时候成功，有时候失败，但你很快就能看出谁行谁不行。

　　我最初在杜肯基金负责欧洲股票投资，后来在英镑贬值事件中贡献了一点洞见，这让我在团队中站稳了脚跟。

　　当时，我注意到英国的房贷利率是跟随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浮动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英格兰银行在周三加息，那么房贷利率在周五就会上升。 这意味着：

　　政府如果想通过加息来支撑英镑，实际上是在摧毁英国的房地产市场；

　　如果利率升得太高，英国的借贷人将无法承受，最终会拖累整个经济。

　　我在这笔交易上取得了一些成绩。几个月后，我去找斯坦，说：“我在管理这个投资组合，如果可以用期货对冲，那会更容易操作。”

　　他回答：“好啊，你可以用期货对冲。”

　　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又去找斯坦，当时欧元尚未推出，市场上有19种不同的欧洲货币。我对他说：“这些小型市场跟随本国货币波动，那么我可以交易外汇吗？”

　　斯坦思考了一下，然后看着我说：“行，那你要不要也交易债券和大宗商品？”

　　我当时才28、29岁，就回答：“好啊，我来做。”

　　斯坦笑了笑，说：“很好，那就看看几个月后你还在不在公司。”

　　从狙击英镑和索罗斯投资哲学中学到的

　　塞迪斯这场学习过程最终引导你参与了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战，这可能是史上第一笔轰动全球的宏观交易。你当时就在现场，能讲讲这笔交易是如何展开的吗？

　　贝森特1992年5月，英国首相约翰·梅杰（John Major）宣布提前举行大选。当时市场普遍认为他会输给工党，结果他意外获胜。

　　英国的政治体系很有意思，如果你输了选举，你必须在24小时内搬出唐宁街10号。

　　所以，当时政府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，结果梅杰赢了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英镑大涨。

　　但问题在于，英镑当时被“欧洲汇率机制（ERM）”绑定在德国马克上，这是欧元诞生前的一项关键货币安排。

　　（聪投注：欧洲汇率机制是欧元诞生前欧洲国家之间的一种固定汇率安排。参与国家将本国货币的汇率固定在德国马克附近的小范围内波动，目的在于保持货币稳定、为未来统一货币（欧元）铺路。

　　英国在1990年加入ERM，但因本国经济疲弱、利率政策受限，最终在1992年被迫退出，即“黑色星期三”事件。）

　　英国经济在夏天开始走弱，房地产市场疲软，而德国经济则处于高增长、高通胀的环境。

　　两国的利率需求完全不同，但由于汇率机制，英格兰银行被迫执行德国央行的货币政策。英格兰银行必须无上限买入英镑来维持其固定汇率区间。

　　于是，我们意识到：这是一个“非对称押注”。最糟糕的情况下，英格兰银行最多能将我们打回2.5%；但如果它撑不住了，英镑自由浮动，我们的盈利潜力是无限的。

　　我们坚信数据站在我们这边，这就像是信用违约掉期（CDS）与约翰·保尔森（John Paulson）当年做的次贷交易一样，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风险回报机会。

　　最终，英国政府没能撑住，英镑被迫退出汇率机制，市场一片混乱，而索罗斯基金大赚10亿美元。

　　塞迪斯索罗斯在80年代已经多次做出重磅货币交易，而《金融炼金术》一书记录了他如何进行投资。这本书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　　贝森特乔治·索罗斯在1986年出版《金融炼金术》，其中有一章叫《实时实验》，是他的一本交易日志。那一年，他的基金收益超过140%。

　　书中记录了他如何交易货币重估、广场协议、卢浮宫协议等事件。当时市场波动巨大，单个货币对可能一夜之间变动6%，而索罗斯会在趋势确立时，将仓位加到300%。

　　这本书改变了我的投资生涯。它让我意识到，伟大的投资者不仅关注市场数据，更关注人们如何“错误定价”市场。

　　塞迪斯除了这些交易和对非对称机会的追寻，索罗斯当年还是最成功的早期投资经理孵化者之一。在索罗斯体系下，这种模式是如何运作的？

　　贝森特这一体系对我的投资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影响了我未来所希望构建的组织模式。

　　我们有一个小而精、高绩效的核心团队，但我们可以通过向外部投资经理配置资金来放大我们的知识优势。

　　可能是某位擅长成长股的投资人，也可能是专注媒体行业的专家，甚至是日本或亚洲市场的本地投资人。

　　当我后来执掌索罗斯基金时，我的理念是：一个优秀的投资经理应该是你愿意投资且不用担心的那类人，他们业绩优秀，你永远不需要担心接到电话，说他们的基金“出事了”。

　　一个伟大的投资经理，则是每年一到三次，甚至隔年才会出现一次，但每次都带来重大交易机会的人。

　　他可能会说：“这是一个你应该纳入核心投资组合的重大机会。”

　　“这笔交易我可以单独帮你设一个账户（SPV），专门用来做这个项目，方便你独立管理和控制风险。“

　　离开索罗斯基金，创立对冲基金

　　塞迪斯你在索罗斯的第一段任期结束时，团队经历了巨变，斯坦离开，你也决定离职，并创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——Bestin Capital，管理规模10亿美元。

　　经历了这么多后，你对自己的投资风格有何新的思考？

　　贝森特我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，也是我后来在投资哲学上的重大转变，就是：永远不要迎合投资者的需求，而是要坚持自己擅长的事情。

　　2000年，我之所以能募集10亿美元资金，是因为我向投资者承诺，不会做宏观交易。

　　那时候，宏观投资成了“贬义词”。

　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（LTCM）在1998年爆仓，而那其实不是典型的宏观交易，而是套利策略被放大到极致的失败。

　　一些宏观交易导致了老虎基金的亏损，而索罗斯基金也经历了一次大幅回撤。

　　所以，投资者当时更愿意投资长短仓股票策略。

　　塞迪斯你是否觉得，这种“迎合市场”让你无法真正施展自己的投资方法？

　　贝森特是的，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“非对称性”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如果我看涨石油，按之前的逻辑，我可能直接买入原油期货，这样才能完全表达交易逻辑。

　　但由于投资限制，我只能买石油股，然而：石油股的表现可能受限于市场分析师的定价框架，他们可能会关注远期油价曲线，导致股价没有反应。

　　而与此同时，原油价格本身却在上涨。

　　这让我意识到，如果我不能自由使用宏观工具，我的投资能力就受到了限制。

　　于是，我回去找投资者，说：“我要做宏观交易，如果你们不愿意，我们可以解除锁定期，你们可以赎回资金。”

　　结果呢？基金业绩开始好转，投资者留了下来。

　　但到了那个阶段，我已经工作了30多年，从9岁起就在赚钱，那时我42岁，已经获得了财务自由，我感到身心俱疲。

　　管理一家对冲基金，涉及两个核心部分：一是投资管理，要构建投资组合、执行交易；二是企业管理，要运营公司、管理投资者关系。

　　我自认为，我们团队在投资管理方面是一支A级团队，但在企业管理方面，并没有同等水平的团队。这让我始终感到焦虑。

　　于是，我决定退休，考虑去当教授。如果当年我没有背着一堆学生贷款，可能一开始就走学术道路了（笑）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和斯坦·德鲁肯米勒以及他的妻子共进晚餐，他听完后直接说：“去你的，你一年内一定会回来……你不可能不做投资。”

　　他是对的。

　　于是，我决定半退休，加入Protege Partners，转做FOF，即挑选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和他们最有信心的投资机会来组合投资。

　　对我来说，投资不只是为了赚钱，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保持竞争感，持续刺激我的思维。

　　很多人喜欢填字游戏、打桥牌，但对我来说，投资就是最好的智力游戏。

　　我的一位导师拜伦·韦恩（Byron Wien）曾说：“我会一直工作，直到死去。”而他确实一直工作到去世前10天。

　　2011年，回归索罗斯基金担任首席投资官

　　塞迪斯在你那段经历之后，你原本打算再创立一只基金。但就在那时，乔治·索罗斯给你打电话，邀请你重回索罗斯基金，担任最高职位。

　　当时，索罗斯基金的规模已经庞大，你对“管理大规模资产池”这件事有何不同的看法？

　　贝森特到了那时，我的思考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
　　在宏观投资中，大规模资金不仅仅意味着更强的市场影响力，还意味着更复杂的风险管理。

　　我开始意识到，流动性和规模会深刻影响投资策略的执行，这不仅仅是“找到正确的交易”这么简单。

　　我回到索罗斯基金后，想要验证一个问题：是否可以把庞大的资金规模转化为优势，而不是业绩的负担？换句话说，如果资金没有严格的投资授权，能够快速决策，那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资产，而不是阻碍？

　　最终，我们做到了。

　　塞迪斯你是怎么实现的？

　　贝森特关键在于三个方面：

　　第一，我们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内部团队；

　　第二，我们调整了外部投资经理的投资组合，并向市场释放信号，表明我们欢迎新的投资想法；

　　第三，我们让所有投资经理知道，如果他们带来一个好机会，我们不会绕过他们，而是可以在三天内给出答复。相比之下，像黑石这样的机构，可能需要五周时间、撰写五份投资备忘录，才能送交投资委员会审批。

　　我们只用三天，所以那些优秀的投资经理自然找上门来了。

　　最终，我们形成了一个“核心-卫星”体系，核心团队负责主要投资，而外部经理则提供专业领域的交易机会。

　　塞迪斯当你管理着庞大的资金池，带领多个团队，同时还要面对索罗斯本人的影响力施加，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？

　　贝森特我是在2011年9月加入的，那时候整个债券市场，特别是欧洲债券市场正在崩溃，意大利国债仍在持续下跌。

　　按照计划，我应该有90天的时间熟悉公司，毕竟当时团队里有320人，其中120名投资专业人士，而很多人并不欢迎我的到来。但现实是，我在5天内就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。

　　当时，约翰·科尔扎因的基金被迫清盘，抛售了35亿美元的意大利国债。摩根大通给我们打电话，问是否有兴趣接手。我在一张索引卡上快速计算后，直接告诉他们，我们愿意全部接手，并立即安排回购融资。

　　这就是管理庞大资金池的现实，你必须果断决策。

　　2015年，创立Key Square Capital

　　塞迪斯你是如何判断自己何时该离开的？

　　贝森特关键因素有两个：首先是行政管理的负担是否影响了投资业绩；其次，我的职业目标一直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不断学习，而不是被琐碎事务拖累。

　　投资市场不是每天都顺利，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几个月、几年都在错误的轨道上，那就该调整方向了。另外，当团队内部的核心观点开始出现分歧，特别是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变得过于消极时，这也是一个信号。

　　塞迪斯你创立了Key Square Capital。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

　　贝森特“Key Square”是国际象棋术语，指的是残局阶段的关键一格，在棋局接近尾声时，只有一个正确的走法可以决定胜负。

　　这正是投资的核心理念，有时候市场上只有一个真正正确的决策，它可能出现在开局，也可能出现在终局。

　　塞迪斯你认为象棋是投资的最佳比喻吗？

　　贝森特不，流动性市场更像扑克或西洋双陆棋。

　　投资市场存在运气成分，你必须管理手上的牌。你不知道明天以色列局势会如何，也无法提前预测中国海军包围台湾到底是在演习还是实战。你每天都会被市场抛出各种突发事件，你只能去应对，而不能提前规划所有可能的下一步。

　　相对而言，私募股权投资更像象棋，所有棋子都摆在棋盘上，你可以一步步计划，像J.P摩根、洛克菲勒那些金融家，他们的投资方式更接近于私募股权，而不是流动性市场。

　　塞迪斯你真的深入研究过象棋吗？

　　贝森特是的，我们请来了一位全球排名最高的女性棋手，她同时与12-13名对冲基金经理对战，我是倒数第二个被淘汰的。

　　她没有蒙眼对战，但赛后，她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历史性的棋局，比如1913年古巴国际象棋大师的战术。

　　这让我反思，投资中是否也有类似的“古典策略”？华尔街100年前的金融家，他们的策略是否与今天的私募股权投资有相似之处？

　　塞迪斯你最终完全拥抱了宏观投资，是因为你认为这才是最自由的投资方式？

　　贝森特是的，宏观投资让我真正感受到自由。

　　在这个领域，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，投资各种类型的资产，设计出非对称的交易结构，并根据市场状况选择最合适的工具来表达你的投资观点。

　　这正是我始终追求的方式，灵活、跨市场，并且高度策略化。

　　当时有一家做波动率交易的基金，可能以为他们在“收割我们”。因为当时日元的波动性很低，市场上标价的隐含波动率大概只有4，而他们觉得我们愿意以6的波动率买，他们就不断地把这类期权卖给我们。

　　我猜他们当时肯定觉得我们疯了，居然愿意以这么“贵”的价格接这些看起来“没什么波动”的日元期权。但在我看来，这笔交易背后潜藏着巨大的机会。那时候日元在78到82区间横盘，我判断它可能先涨到95，而一旦突破，就可能一路拉升到105，甚至115。

　　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乔治（索罗斯）专程去了纽黑文，拜访一位我们认为掌握独家见解的日本学者。他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的名誉教授，也是托宾的学生，对凯恩斯主义研究得非常深入。他曾参与设计日本的经济政策组合框架。

　　我们那天共进午餐，他把整个政策逻辑和传导机制都梳理给我们听。吃饭时，乔治问他：“你觉得这个政策真的能奏效吗？”

　　他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成功，但可以肯定，它一定会引发一场市场上极其剧烈的波动。”

　　这正是宏观投资的关键点之一：政策不一定要成功，只要它足够激进，市场就会剧烈反应，而那正是投资机会所在。

　　贝森特的投资原则和方法

　　塞迪斯你是如何思考仓位管理的？在这种交易中，你如何调整头寸？

　　贝森特我一般会采取“分三次建仓”的方式，慢慢建立头寸。而是否继续加码，很多时候取决于市场当时给了你什么样的机会。

　　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笔波动率交易——那家基金在向我们兜售一类叫数字期权（digital options）的合约。我们知道，这类期权一旦触发就会迅速变动，因此关键在于评估当时市场给出的赔率是否值得下注。

　　如果我们发现，这个交易结构本身就是非对称的，也就是说，潜在收益远大于可能损失，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明确的机会。

　　另外，我们也会结合全年账户的盈亏情况（PL）来看。如果这一年整体表现不错，那我们就更愿意在这种有把握的交易上加码。

　　塞迪斯这跟传统的基本面投资方式不太一样。很多基本面投资者会认为，一个仓位该多大，取决于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有多靠谱。但你是根据实际的盈亏情况来决定加不加仓的。这种做法背后的管理逻辑是什么？

　　贝森特这就像沃伦·巴菲特说的那句名言：“第一条规则，不要亏钱。第二条规则，永远别忘了第一条。”

　　核心的想法是，你得靠赚到的钱，去换来承担更大风险的资格。

　　不管是玩西洋双陆棋、扑克牌还是桥牌，你下注之前一定要看清自己手上有多少筹码。

　　如果你带着一万美元坐到牌桌前，而这是一切家当，你下注的方式肯定跟你手上有三万美元的时候不一样。

　　这其实就像安妮·杜克在《思考赌注》那本书里讲的，你得根据自己的底牌和当下的资金状况来决定该冒多大风险。

　　塞迪斯你刚刚提到，每年年初你都会“重置筹码”，这会对投资策略带来什么影响？

　　贝森特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纪律。每年到了12月，我都会重新评估持仓，尤其是做货币交易的时候。

　　有时候你在12月的表现特别好，趋势很顺，行情也站在你这边，收益很亮眼，这时候交易员、风控团队或者其他人可能会说：“现在已经12月15日了，我们该开始减仓了。”

　　而我内心可能还会想：“哎呀，这波行情说不定到了1月还能继续涨。”

　　但回头看，每次我在年底把仓位降下来，结果几乎都是对的。因为市场总会有反向波动，过了年，情况就会变。

　　塞迪斯你如何在风险管理中确保即使在一个大仓位上犯错，也不会被市场淘汰？

　　贝森特这正是关键所在。

　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父亲的风险管理能力很差，所以让我变得特别谨慎。如果我对风险的态度更开放，也许我今天会更富有，但也可能正是这种谨慎让我走到了今天。对我来说，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：“狼永远在门外。”

　　但我确实很相信EBS对风险的定义：风险=概率×严重程度。

　　比如我们现在在考虑中国市场时，我会问自己：有多大概率你会突然一天把所有钱都亏光？

　　会不会发生类似俄乌战争那样的黑天鹅事件？俄罗斯股市当时一天之内就跌了95%，这在事前是很难想象的。

　　所以永远都要看两个维度：概率，和严重性。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：流动性怎么衡量？你以为你有对冲，但到关键时刻，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会突然归零，原本以为能抵消风险的头寸根本不起作用。

　　我自己的风险控制有一条经验：你可以集中，但不能又集中、又缺乏流动性、还加杠杆。我的做法是宁愿保持流动性好，然后再适度加杠杆。

　　我一直尽量遵守一套纪律，比如我的投资组合中，有一部分必须能在24到72小时内撤出。

　　塞迪斯你职业生涯中做过两次当时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启动：第一次是Bestin Capital，规模10亿；第二次是Key Square，启动时45亿。但我们知道，宏观对冲基金特别难长期维持下去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　　贝森特你这个观察非常好。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拿棒球的泰德·威廉姆斯和贝比·鲁斯来做比喻。

　　泰德·威廉姆斯打击率高达四成，他甚至能看清棒球缝线的旋转，年复一年都表现稳定；而贝比·鲁斯就不一样了，他打击率并不高，但他擅长轰出全垒打，那种一棒定胜负、改变比赛走向的能力，持续了几十年，堪称“挥棒之王”。

　　很多宏观投资，更像贝比·鲁斯，而不是威廉姆斯。

　　问题是，投资人往往没有耐心。你哪年业绩爆了，他们蜂拥而入；之后哪年回落了，他们又一哄而散。就是这么循环往复。

　　我们现在算是摸索出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式。我们有一个主基金，投资人是家人、朋友和一些长期出资人，他们更看重三年维度上的表现，而不是短期波动。

　　有一份共同基金的研究报告指出，对于资产配置人来说，最有效的策略是：当你信任某位基金经理时，在他们大赚一两年之后，反而应该“减一点”；而他们低迷时，你反而要敢于加码。

　　在我过去的经验中，那些在我们表现不好时敢于加仓的投资人，最终得到的回报反而是最好的。

　　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件事，就是跟很多大基金保持关系：我们会不定期、可能是一年一次，也可能是三年一次，向他们提出一些“特别大的投资想法”。

　　我们会为这种机会设立一个SPV（专项投资结构），在那个项目上加杠杆，一旦这笔机会结束，我们就把资金退回去。

　　未来半年到1年，市场的关注点和机会

　　塞迪斯我一直跟别人说，你是我认识的人里，最像能提前半年读懂报纸的人。现在你在想，接下来六到十二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？

　　贝森特哈，我也想夸夸你，毕竟好的同事很重要。你当年给我的提醒就很中肯，我有时候看得很准，却没有建立仓位。你能一针见血地将这点指出来，对我帮助很大。

　　（聪投注：前面贝森特讲过在尚未回归索罗斯基金之前，曾加入了Protege Partners，而当时特德·塞迪斯是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，他曾于2002年共同创办Protege Partners，并担任投资负责人多年）。

　　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真能提前拿到“未来六个月的报纸”，我真的能一眼看出该怎么做交易吗？

　　比如：如果有人告诉你，“以色列的战争还会持续一年”，但油价却会更低，你会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其实也未必。

　　这类结论并不是直觉上那么显而易见的。

　　我们现在面临一个7%的财政赤字。在传统理解中，这种情况下利率应该会大幅上升，但我们却看到所谓的“华丽七巨头”大涨，科技板块也在形成泡沫。

　　所以，关键不只是判断会发生什么，还要考虑未来新闻头条可能写什么内容，以及你选择的投资工具是否合适。

　　我认为，接下来几个月的市场走向，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美国大选的结果。

　　如果最终是共和党胜出（我希望如此），同时拿下总统、参议院和众议院（即“三权全掌”），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增长冲击，市场情绪会明显回暖。

　　而这时候，美联储此前的“超级降息”（2024年9月份）可能就被证明是错误的。我希望他们不要被迫再加息，否则会严重损害联储的信誉。

　　另一种情况是，如果副总统哈里斯当选，那么大概率会形成一个分裂政府（总统归民主党、国会归共和党）。共和党可能拿下参议院，而我们依然要面对这个持续扩大的7%财政赤字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。

　　我强烈的感觉是，中国现在采取了一些短期战术动作来稳定经济。但其领导人跟过去我们熟悉的中国领导人是完全不同的类型，过去十多年，中国实行的是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”或“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共产主义”。

　　再说回市场，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轮黄金的长期牛市之中。我们能看到各国央行正在不断增加黄金储备。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一趋势，黄金也是我当前最大的头寸。

　　就连我自己前几天也被波兰央行的公告惊到：他们表示希望把黄金储备占比提高到20%。

　　在我职业生涯中，有些最成功的投资，都是出现在这种情形下：当一个政府、一个管理层或一项政策正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冲向一堵墙，你通常会假设他们会踩刹车转向。而这种政策转向，就是我们最大的投资机会来源。

　　当然，也有几次，我亲身在车上，结果他们真的撞上去了，那就不太好受了（笑）。

　　但总的来看，我做得最成功的几笔投资，都是在提前察觉到即将发生的政策转变的时候。

　　有句里根时代白宫里的话我很喜欢：“政策就是人事，人事就是政策。”

　　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政府官员，说到底都是人。他们希望被人认可；如果是民选官员，他们还要考虑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。所以，他们其实很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。

　　只要你长期关注他们、保持持续对话，其实是可以察觉出，他们什么时候真的准备踩下刹车。

　　而这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风险控制手段。因为往往当系统已经失衡到极致的时候，你反而能找到特别好的入场点。

　　塞迪斯那除了中国之外，你现在还有特别关注哪个市场？

　　贝森特我特别关注日本。我认为那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牛市，是当前全球市场中少数几个值得关注的长期机会之一。

　　安倍当时的政策非常好，同时也带来了稳定性。可惜的是，他遇刺时了，否则我相信他还有机会回归。现在的日本政坛可能又要回到那种首相轮流坐庄、频繁更换的局面。

　　至于欧洲，那边情况更复杂，我觉得在政策、去工业化进程，尤其是政治层面，都是一大问号。

　　我预测在接下来的18到24个月内，玛丽娜·勒庞（Marine Le Pen）将成为法国总统。因为左派的候选人实在太弱，选民反而觉得她更现实些。

　　欧洲现在的民粹政治浪潮，一方面是对贸易和移民的反弹，另一方面其实也和欧洲自身一系列错误决策有关。

　　看看德国的产业政策吧：他们选择继续把商品出口到中国；继续依赖俄罗斯的能源；为了照顾南欧国家而维持一个低汇率；关闭核电站，让自己更加依赖俄罗斯能源……

　　而现在，反倒是南欧国家的经济表现比德国还要好。我很想看看，接下来的几年，德国这个庞大的工业出口机器会如何应对这种格局转变。

　　塞迪斯我知道你多年来一直是个非常低调的人，而最近，你被点名为如果特朗普当选后可能担任公职的人选之一。我想先问一个问题：你是如何区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你的投资职责的？

　　贝森特这是个好问题。在我管理的基金里，我始终坚持一点，市场里不该有狂热分子。

　　我现在所做的很多事，其实就是我过去35年一直在做的：地缘政治分析、宏观经济分析、趋势研究。

　　我之所以选择不再躲在办公桌后面，是因为我真心认为，这次选举将是一个关键的抉择。它将决定我们国家是否还能靠增长来摆脱债务负担。

　　而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：通过放松监管、能源独立、强化美国的主导地位，再加上一个真正以增长为导向的思维，我们是有机会走出困境的。

　　我非常坚定地认为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靠增长化解危机的机会。我也相信，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重组的中间阶段，在全球政策和全球贸易层面，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再造。

　　这其实是我当年在耶鲁教过、也是我一生都在研究的东西。我希望能参与其中，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。

　　第三点，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组后的共和党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政党。它是一个工人阶级和商业阶层融合的新联盟。

　　我很在意这些新选民能否被好好对待。

　　我自己小时候，家庭条件很不错，但后来父亲的失败让我们一度失去一切。如今我重新站了起来，所以我对经济焦虑这种感觉是有切身体会的。

　　我希望这些人群，尤其是普通劳动者，未来的生活能真正好起来。

　　塞迪斯这次访谈播出时，大概率两个党派中会有一个胜出。如果特朗普赢了，你会去做什么？

　　贝森特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确保他能赢。如果他输了，那我没有其他计划，一切止于11月5日。

　　关于人生，一些重要的问题

　　塞迪斯好，那我想问几个轻松一点的问题。除了工作和家庭，你现在最喜欢的爱好是什么？

　　贝森特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变了。我记得我们之前共事那会儿，我还在做铁人三项。

　　我要提醒大家一句，如果你正经历中年危机，千万别去搞铁人三项——我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工髋关节（笑）。

　　现在我重新找回自己喜欢的休闲方式，倾向于做一些适合长期坚持的运动，比如远足、散步或者打高尔夫。

　　塞迪斯有没有什么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？

　　贝森特可能20年前我会选择从政或者参军。只是……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，生得太早了。

　　塞迪斯那你觉得，身为同性恋这件事，对你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有影响吗？

　　贝森特影响很大。

　　1980年，那年我拿到了美国海军学院的录取通知，那是一条免费读书的路子，我们当时已经没钱了。但我最终没去，而是选择了耶鲁。

　　耶鲁对我很好，我打了三份工，暑假也在工作，最后熬过来了。也许潜意识里，我选择进入资产管理行业，是因为这里更公平，数字就是数字。

　　这不是个销售行业，你不需要靠住在格林威治、在乡村俱乐部混圈子来拿到客户的委托。我一直觉得，你的盈亏（PL）才是最好的保护伞。

　　如果还能补充一点的话，我可能是你见过的最量化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信教、最迷信的人之一。

　　我不觉得这两者是矛盾的，虽然很多人会这么看。我会祷告，也随身带着一只兔脚（象征幸运），希望我的量化模型是对的。

　　塞迪斯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？

　　贝森特特权感。我不反对有人拥有资源或出身好，但只要一个人表现出那种“理所当然”的态度，我就会特别反感。

　　塞迪斯哪两个人对你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？

　　贝森特斯坦·德鲁肯米勒，他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人，从没亏过一年。但他不仅是个顶级投资人，还是个很棒的导师、家人角色、也是一个真正有慈善心的人。

　　还有就是拜伦·韦恩（长期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投资策略师，并在退休后加入黑石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和资深顾问，他最广为人知的传统是每年发布“十大意外预测，列出那些市场普遍低估但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事件）。

　　他没有孩子，但他把我们这一代人当成自己的学生。他指导我们，批评我们，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传承。

　　我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那次大选，特朗普当选后的第十天，我和拜伦一起吃午饭。我问他怎么看。

　　他说：“我先告诉你我的政治立场，特朗普赢了那天晚上我哭了。但我现在觉得，市场要涨疯了。”谁能做到这样？！（只能说，情感归情感，判断归判断。这就是投资的境界。）

　　塞迪斯你人生中听过的最好的一条建议是什么？

　　贝森特你必须相信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你永远不知道变化什么时候会来，但你得随时准备好去应对。

　　你还得准备好“撞上好运”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事先做足了准备，一旦那个关键事件真的出现了，你就能把握住。

　　还有一点是，我从不为短期赚钱去做事。我总是在想，从长远看，这件事是否值得投入？是否让我持续有热情？

　　而且，很多时候真正的大金矿，其实都藏得比较远。

　　塞迪斯你人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？哪件事是你希望自己早一点明白的？

　　贝森特长期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

　　我有一个大学室友，我们从17岁认识到现在，经历了彼此的婚姻、离婚、孩子出生……这些贯穿一生的朋友和关系，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

　　你之前问我，重新回到索罗斯基金是什么感觉？我那时候是整个212区最受欢迎的人（笑）。

　　甚至我在2005年退休时，还有像ISI的埃德·海曼（Ed Hyman）这样的人对我说：“斯科特，我们会把你留在邮件列表里，因为聪明人从不会真正消失。”

　　现在，我每天还和斯坦·德鲁肯米勒通电话，也还在和尼科·罗迪蒂（Nico Roditi，以高胜率的宏观交易著称，是索罗斯团队中极少公开露面、但内部极度信赖的核心人物之一）保持联系。

　　所以当我成为57街（纽约投资界）的焦点人物时，我明白，那些浮华的热度其实并不重要。真正重要的，是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：是他们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，在你得意时提醒你别飘。

　　我们一起共事时，你也做到了这一点，我希望我也曾为你做到同样的事。

　　说到底，人生的关键是：保持平衡，身边有一群能让你保持冷静和清醒的人。

　　塞迪斯确实如此。斯科特，太感谢你今天的分享，也祝你接下来无论走向哪里，都顺利如愿。

　　贝森特谢谢你，特德。